专业自主性、回应社会与中西平衡:燕京大学新闻教育的面向

机电学院浏览次数:  发布时间:2019-10-08

  燕大新闻系经历了1920-1950年代中国社会之巨变,作为培养“时代船头瞭望者”的新闻教育机构,不得不变,且须主动应变,响应报界之需和社会变革。这就牵涉到张如彦“四问”中的第一、二个方面:何以适应时代潮流?理论如何配合实际?

  燕大新闻系对报界的响应与今日新闻教育界的做法大抵相当:一是开设契切报馆急需的前述专业课程,训练具有“即战力”的人才;二是注重师资的实务经验;三是加强与报界的交流合作,争取报人和报馆的经验与资金支持;四是创办系属刊物《燕京新闻》以供学生实训之用,“在万分艰难中仍设法维持实验报纸”,学生将之“看作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事业”;(26)五是积极推行包括实习见习旅行调研在内的实践教学,小则增广见闻,大则使学生意识到记者乃“危险职业”,“格外劳苦”,“大概要一世穷”,而又不失其志。

  这些响应和训练的成果在学生毕业论文中亦有充分体现。实务研究类论文大多详备报刊采编内容和业务流程,如周科徵的《中国日报的索引法》(1933年)、李相峯的《新闻纸编排的研究》(1935年)、孙明信的《报人手册》(1935年)、陆锡麟的《复刊十年来之大公报内容研究》(1937年)、李锡智的《新民报社论的研究》(1940年)、王云琛的《报纸新闻采访》(1946年)、张兴铂的《新闻采访的研究》(1947年)、唐振祎的《特写研究》(1947年)等。在对新闻业务研究中,以张兴铂的《新闻采访的研究》为例,他认为新闻采访的定义关乎事实、及时、兴趣、报告、影响与正确等诸因素,而新闻采访对报纸工作极为重要,但抗战后各报社的采访工作,“仍是缺乏效率,不能正确反映社会的真象,尤其是抓不住准确的重心。以新闻来说,不但不能贬恶扬善,有时甚至粉饰太平,隐避罪恶”。(27)由此他建言,“拯救濒于崩溃的报业及采访工作方法,不外精神团结,与经济合作”,(28)精神团结主要是从报业团体方面推进报纸的使命,保障报人的权利,经济合作则指集中各方力量建设一个规模、设备、人财俱佳的报社,可采取股份有限公司的制度予以推进。对于抗战前后中国新闻采访落后的原因,王云琛在毕业论文中直言不讳指出,首先是“丧失了经济基础”,(29)而“抗战以来的内地报纸,仅为着一种任务而存在,而努力,这就是为抗战建国而宣传”;(30)其次,中央社垄断新闻来源,抗战后各报社或不得不仰仗中央社供给稿源,或在竞争中败北;再次,抗战爆发后,新闻检查制度方兴未艾,“各省地方官吏,大抵漠视报纸之应有地位,施政不容批评,事实不欲发表,我全国地方报纸,除登载公文外,几于完全不能尽其职责”,故“报纸不能自由发表言论与报道之困难,由此可见一般(斑)”,(31)最后则是新闻来源的闭塞与人才缺乏对新闻采访的负面作用。

  此外,学生毕业论文对专版专刊和特定题材体裁报道的检讨亦丰富而深入,具体如下表所示:

  其中,针对当时的报业人事管理的一些问题,黄代昌在其毕业论文中建议报社采取“首长制”(社长制),以人事部门直属于首长,设一幕僚式的总管理处辅助首长,此为“幕僚长制度”,其实这种模式实则是民国报社通行的办法。黄还颇为详尽地谈及报业人员之福利问题,他认为:“目前我国报社对从业人员之福利问题多不加以注意,亦有注意此层而无力举办者。由于此种不幸之事实,各报社问题所受之损失,往往巨倍于举办福利事业之费用。”(32)他认为报社应从待遇(包括物质、精神方面)、卫生(诊疗、体检)、进修(图书馆、补习教育、员工子女教育)、娱乐(运动、游艺)、退休与抚恤等五个层面进行报社员工的福利建设与输出,以今日眼光视之,亦不乏现实意义。

  燕大新闻系的另一个重要响应是推行主辅修制,即今日所谓跨学科联合培养。从黄宪昭、梁士纯、蒋荫恩等系主任的言论和部分学生毕业论文看,燕大新闻系师生认识到单纯的专业技术、智识训练不足以造就广博的通才。若无对时势和社会巨变的整体理解和把握,若无人文主义的关怀和凝摄,所谓专业理想和抱负极易沦为虚泛的正义感或不节制的道德激情。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·威廉(Walter Williams)认为办好新闻教育要做三件事:人文教育、专科教育、报业实践。(33)白瑞登和聂士芬在建系之初便着手办好这三件事,其中一件便是要求学生在专业课程之外选修燕大其他系科的课程,尤其是文学、史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和社会学等人文社科课程。“中国的新闻教育从一开始,几乎就与当时国际新闻教育的主流相一致,重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,在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上讲求综合性。”(34)

  最迟1932年,燕大新闻系进一步“挤压”专业课程学分,释放更多选课空间给其他学科。黄宪昭的说法是:“新闻学科之主修时间,仅占全大学课程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,其余大部分时间,则任学生选读其他与新闻事业有关之学科。务使学生,与其毕业后之社会环境相适应。”(35)1936年,燕大新闻系的“本系学则”对课程设置的明确要求“是以本学系一方面对于新闻的专业学识极为注重,而同时对于其他与新闻学有特殊关系之学科,亦为重视”。(36)具体方案是:“凡欲以本学系主修之学生,必须修读本学系专修课程三十六学分(论文在内),同时须有一副修学科,此项副修学科至少须修足二十学分。副修学科在本系指导之下得随各生任意选定之:惟比较以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学科为最宜。”(37)刘豁轩十分推崇“普通大学教育”与“新闻学科教育”相结合的新闻教育模式。1938年,他任系主任时主张:“将新闻学的课程在量的方面减至最低限度,在质的方面力求切实;提高同学的文字技能;副修及选修课程须按学系定的计划选修。”(38)张如彦记述了1940年代中前期的情形:除新闻系课程之外,学生必须要有副修系,并可自由选修政治系、经济系、社会系、历史系、国文系、外文系课程。张氏认为,新闻系学生服务于报馆,须有多方面之常识,故常识重于“新闻智识”,“所以新闻课程在一个学生的全部大学课程中,应当仅占一小部分,以便学生多读其他政治,经济,历史,社会等系的课程”。(39)曹百龙提及了1940年代中后期的选课要求:每生平均需完成27.2%的主修课程,72.8%的其他课程方可毕业。(40)环顾彼时民国新闻教育界,相比燕大新闻系课程设置带有美国新闻教育之“广人文,重实务”(41)的特点,复旦新闻系则侧重本土化,教师队伍囊括了诸多新闻业、学界的名士,中央政校新闻系的课程设置则较为特殊,有党义、中国政治史、中国政治家传记等诸多政治课程,体现了体制内办学的性质和要求。梁士纯指出,此三校“新闻学系的共同目的,不只是供给学新闻者一种专门的知识与技能,而对于种种普遍的学识亦极其注重”。(42)

  燕大新闻系学生在毕业论文中表现出强烈的人文主义立场、现实关怀和精英报国意识。在160篇毕业论文中,有14篇直接讨论了新闻、报刊与社会发展的关系,多借用政治学、社会学、经济学和法学的理论资源和解释框架。代表性论文包括储益谦的《中国国内大规模之通讯社计划》(1936年)、崔联蔚的《报纸与社会服务》(1937年)、谭文瑞的《新闻线年)、杨昌凤的《报纸与现代文明》(1949年)等。举例而言,崔联蔚认为报纸要供给消息和代表舆论,并将报纸的功能区分为动静二维:“静”即“文化机关,舆论策源”;“动”即“批评社会,建设社会,创造舆论,灌输智识,普及教育,领导民众,启发思想和介绍商业”。(43)另有一批论文将目光投向底层或边缘群体,寄望新闻报刊施以必要的启蒙、动员和救拔,如邹毓秀的《乡村报纸之建设》(1933年)、区储的《中国妇女与新闻事业》(1935年)、方纪的《中文日报妇女页的研究》(1936年)、王若兰的《农民报纸的理论与实施》(1937年)。譬如,邹毓秀提出乡村报纸建设有助于“促进政治”“发展农业”“团结乡民”,使乡民“视科学方法为生产改善之惟一法门”,并使“军阀政客之凶焰,将不得而逞矣”。(44)值得注意的是,也有毕业论文对苏联和中国的新闻事业进行了专题研究,如石家驹的《苏联的新闻事业》(1937年)和Lu Nien Kao(卢念高)的《Newspaper Poli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——Five Translations from Editorials of the Liberation Daily News》(《中国人的新闻政策——〈解放日报〉五则社论翻译》,1949年)。

  随着“九一八”事件和之后抗战的爆发,燕大新闻系师生的教研主题做出重大调整。其中最显著者,便是宣传研究和教学的分量持续加重,彰显着民国新闻教育界对中国社会及国情的主动回应。及至太平洋战争时期,燕大被迫南迁成都,“宣传救国”已成为新闻系师生的共识。按照李泽厚的说法,此时“救亡压倒启蒙”而上升为时代主题,“救亡的局势、国家的利益、人民的饥饿痛苦,压倒了一切,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、平等、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,压倒了对个体尊严、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”。(45)《新闻学研究》收录了报学史专家戈公振在燕大新闻系的演讲《国际宣传之重要》,讲稿呼吁国民政府须重视国际宣传,尽快成立国家通讯社,抢占舆论高地,争取国际道义支持。戈公振专门强调,加强国际宣传既是新闻界的责任,也是新闻教育的责任。(46)1934年,燕大新闻系开设了《实用宣传与公共关系》和《舆论与宣传》课程,一时成为“燕大校园中最受欢迎的尝试”。(47)梁士纯认为,国遭危难,须强化宣传研究和人才训练,“不仅服务新闻界,更可以做更广阔更实用的宣传工作”。(48)1936年,梁士纯指出中国新闻教育如能应付实际需要,建议“除开最适用,最实际,专门新闻课程之外,应设有关于宣传课程,一方面以应付现时之亟需;而另一方面又可为所造就的人材,扩大他们的出路”。(49)而宣传课程的最后服务指向乃是报界,报界的一重大任务“当为协助政府进行国际的宣传和联络”。(50)梁本人身体力行,讲授实用宣传学、舆论与宣传两门课程,还出版了《实用宣传学》一书。

  若言1920年代燕大新闻系学生的毕业论文尚有“五四”余绪、带有一定的启蒙色彩,那么1930年代至1940年代中期的论文则明显转向了救亡主题。此间共有12篇论文对宣传和舆论问题展开专门研究,其中论述严密、格局开阔、理论与实际融通者至少有如下6篇:Shen chien Hung(沈剑虹)的《An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Program for China》(《为中国制定的国际宣传计划》,1932年)、李寿彭的《宣传之研究》(1941年)、陈嘉祥的《众意》(1943年)、陈琼惠的《中国战时宣传》(1944年)、张云笙的《华北沦陷期间日人宣传活动之研究》(1947年)、丁好德与张群基合著的《公意测验》(1948年)。早在1932年,Shen chien Hung在《An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Program for China》中就认为,通过宣传中国光辉的文明、无穷的自然资源、庞大的人口、广阔的国土的口号以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国际宣传目标,无疑是不成功的,须建立国家新闻机构进行国际宣传。(51)以《中国战时宣传》为例,陈琼惠全面考察了国民政府于1937年5月成立的国际宣传处,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。如该处直接对蒋介石负责,“以对美为主,也可以说以美国为唯一宣传对象,以取得美国协助为宣传目标”。(52)陈认为,“宣传是否得力,新开轻变传奇私服发布网给我带来真的快乐!2019-09-06,与战争之胜败,有很重大很密切的关系”,而报纸乃最重要的宣传工具。(53)张如彦恰好在抗战胜利前夕毕业,他表达了和陈琼惠相近的观点,“宣传与一国的强弱有密切的关系”,“最好的宣传工具是报纸”,报纸宣传离不开“专门的报人”,而“新闻教育机关是第一个制造所”。(54)张在毕业论文《新闻教育》的第一章写道:

  (报纸)在作战的时候就更为重要,它不但是大后方的精神支持者,也无异前线的枪炮,敌后的降落伞部队。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,如果在宣传上不能动员,则前方与后方就好像生活在两个世界里,后方不知道前方的情况与需要,前方不知道后方的努力与希望,因为前后方的隔阂使战争分家,这是一件危险的事。(55)

  以上讨论了燕大新闻系顺应时代潮流、响应社会变革的诸多路径选择。这些选择总体上获得了师生的共识,并产生了一些实效,但并非没有异议。首当其冲者,是理论与实际之关系、自由与秩序之调适的两个问题。

  其一,理论“配合”实际还是理论“结合”实际?前文述及燕大新闻系响应报界所需而采取的种种作为,皆有强烈的实践导向和实用主义倾向。这种倾向的形成既与移植美国新闻教育的实用主义原则有关,也是形势所迫的产物。对此,张如彦等毕业生明确表达了异议:这是否与燕大新闻系精英教育的方针相悖?导向或倒向实践是否有利于培养学问家和“有眼光、有才干、有勇敢牺牲精神的领袖”?(56)张在论文中批评说:“中国目前的新闻教育……教育学生,大多视报馆的需要而定,只要学生离开学校,到报馆能够胜任工作,便以为是新闻教育的成功。而报馆当局呢,也是同样的看法,只要新闻学校毕业生能够适应他们工作上的需要,也就心满意足了,至于新闻学系的毕业生是否在理论上应当多知道一点,是否对报业有一种理想和抱负,却没有人注意。”(57)“如果新闻教育机关只是肤浅的迎合报馆需要,为报馆训练人才,那么新闻教育本身失掉意义,报业也不会有进步。”(58)在他看来,理论与实际各有本位,理应结合,而不可倒向一边。但彼时民国新闻教育的指向,均带有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。除燕大外,以复旦大学、中央政治学校的新闻系最为惹眼。若论及两校开设新闻系之目的,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创立者谢六逸察觉到中国报界的“用人荒”,直言道,复旦新闻学系目的乃是“培植一种富有新闻学知识与技能的新闻记者,已备将来发展各地的‘地方报纸’之用”。(59)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则由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马星野负责,政校新闻系的主要目的则更凸实用——为国民政府培养宣传人才,即“他的使命,在为培植政治干部”。(60)

  对比美国新闻教育,中国新闻教育根基极浅,张如彦指出其美国大学新闻系课程设置极为多元,又因其经济发达,市场繁荣,在张文写就的1940年代,美国新闻教育尤以市场指向的广告学相关课程最多,足证美国新闻教育理论与实际配合亲密无间。而鉴于中国新闻事业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形,须培养入手快的新闻记者,以应报馆之急需。1936年,马星野认为:“中国需要有知识有道德有能力的新闻人才,比任何国家为急迫,而尤其是在目前的环境里。”(61)故张氏又指出,“站在事实和环境的需要来说,目前的确不应也不能以大部精力集中在理论的研讨上”,而“当多注意中国报纸目前的种种实际问题”。(62)

  其二,要自由还是要秩序?作为美式新闻教育的延展,燕大新闻系师生对的想象和追求自不待言。有多篇毕业论文探讨了新闻、出版和的历史、观念、原则和实践,如谭宗文的《国际新闻自由运动》(1945年)、唐振常的《论新闻自由》(1946年)、张占元的《研究》(1947年)、戴永福的《报纸的独立》(1947年)。此外,谢宝珠翻译的《新闻学原理》(1945年)亦辟出章节专论出版自由。张占元在论文中直言道,“中国与中国民主现代化的前途是分不开的”,而不是法律赐予的,“而是由一点一滴的牺牲争取来的”。张认为,“言论为要有力量,必须它的内容充实,然后判断才能正确,而获得一般人的拥护,因而发生力量”,(63)这无疑为确定了一个言论真实性的前提。

  而另一方面,部分毕业论文则认为对报刊的道德监督、政策管控和法律约束不可或缺,这是维系纲纪、建立秩序的需要。如苏良克的《报纸管理法》(1932年)、F.M.Fisher(费思)的《Instances of the Effects of a Controlled News Policy in the Peiping Chronicle and Inquiry Into Its Cause》(《新闻管控政策的影响在北平纪事中的体现和原因的探究》,1933年)、陈先泽的《报纸检查论》(1935年)、胡启寅的《中国报纸之法令》(1940年)、曹增祥的《中国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概论》(1945年)、张学孔的《战时中国新闻政策》(1945年)。但是对于新闻检查制度,受过新闻教育的新闻系学生则是深恶痛绝,曹增祥在毕业论文中指出新闻检查制度造成政府与人民隔阂、阻碍廉洁有为政府的实现、妨碍民主精神的发展、使社会道德水准降低,他认为战争之后新闻检查制度应取消,新闻记者须担负对世界人类的责任、对国内建设民主政治的责任。F.M.Fisher在论文中谈到南京政府新闻管控下的战争、政治、军事新闻呈现破碎、误导特征,甚至是不线)总之,上述学生入学、毕业时间不同,或许并未发生真实的辩论,而多元的立场却是鲜明的。